国家政体、法治与礼治—疫情引发的思考

一、

病毒，就像是一种时常上演逆转的诅咒。当你确信自己没有患上它时，你会时刻保持警惕，避之不及，而当你越来越确信自己被它捕获时，你便开始警惕别人注视你的目光，更容易解读出恐惧，也更容易萌生出恶意。病毒，不仅攻击我们的器官，也扭曲我们的心灵。

人类的基因序列中存有病毒的片段，那是文明进化的历史记录。病毒的存在，给国家的合法性增添了一重依据，既保护尚属健康的民众，也保护已然患病的弱者，使双方不至对立攻击，让社会瓦解。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病毒都具备操控人思维的能力，通过摧折社会的抗力来加速宿主们的沦陷。

新冠病毒的整个爆发期，是对各国国家能力的一次非常的检验。它的症状不如鼠疫、霍乱那样激烈惨烈，它的较高传染性使得各国不得不严阵以待，两者共振的结果则是，各国抗击疫情的举措与成效，借由高速发达的网络，能为全球的人类所获悉，感受跟反思。

这本该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能将他山之石齐聚于一地，共筑新的治理之道。但颇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很多以往的惯性，在疫情面前，推着我们绕着原地旋转。

二、

在全球共同面临的这场考验里，民众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表现，进而对本国生出一种自豪与优越感，这本无可厚非。但要问的是，国家的使命是什么，又该如何履行其使命。至少先可以说，国家的使命不是在这场考验中在数据上拔得头筹，来赢得我们的赞许的。

国家，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的，也是在法律的约束下行事的。法治国与国家本为同义。法律，即是规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执行法律所需的强制力意味着，没有任何利益是平白无故就在那的。颁布一部法律的难，便是重塑利益格局的难。

我们可以对他国政府的防疫举措吐多少口水？这些口水只会留在我们的屏幕上面。强力限制全社会的人员流动，固然是控制感染人群攀升的好办法，但是政策上要考虑的细节非常多。利益总是要为自己声援的，限制流动对某些人无关紧要，对另一部分人则是阖家生计乃至性命攸关，写入政策的每个字都牵动若干个群体的安危，岂能不慎？

这种审慎施政的原则把我们带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赋予政府恰当的权力。至少在西方许多国家，基于长久以来对国家权力防范警惕的意识形态，出于对政府拥有权力既可以行善又可以做恶的担忧，政府被赋予的权力相当有限。由此导致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是，在一些事态面前政府无法作为，或者行动缓慢。但我想那里的国民对此应该是有充分的认识的，总理解有得有失的道理吧？

这便是不同政体选择带来的结果。我国能做的，他国做不了，授权使然。

三、

强力措施的另一面是牺牲。在阻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很多群体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牺牲是不该被颂扬的，要颂扬的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行为，而产生这种行为的根源是一种信念“这件事情可以不做，但我愿意做”。乐意做力所能及的份外事，是对“有理有利有节”更通俗的解释，它需要的是个人的富足、远见、安全感，它仰赖的是国家的繁荣、安定和有序。

对牺牲需要的是什么？是反思，是批评。褒奖牺牲的人自己做好牺牲的准备了吗？这个发问只是反讽，没有几个人具备这样的“觉悟”，它也不应该成为社会通行的准则。纠正产生牺牲的土壤，同样是国家可以，也应该担当的责任。在激励与纠偏这两件事上，国家能提供一项极佳的公共品——法治。所谓无为之治，指的当是法治，它治理成本低，却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很多人分辨不了法律与法治的区别，其实从前者转化到后者，只需实现两件事情：总是用法，人人守法。政府唯有处处施政有法可依，民众才会信法、遵法，遇到问题才会批评政策，而非怨怼政府。只有从自然人到各类法人都被法律一视同仁，权力才不会在越轨面前心存侥幸，拥有资源者也不会期待能够绕过法律。从信息学的角度看，法治约束了全体公民的选择项，降低了全社会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事情能不能做成，取决于别人怎么做选择。

疫情期间的中国，在法治上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有些法律失效了，有些法律预备下的紧急条款现在发现可用性不强，导致社会运行无法可依。在疫情前期政府依照法律采取雷霆手段，只为阻止病毒肆虐。到了后期政府将工作重心向复工复产倾斜，各个行政部门认领各自的主管行业。结果，刺激与扶持政策与防疫工作不断地发生碰撞，交织共生的经济网络决定了部分放开的行业与地区想要尽快复原一样困难重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仿若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局面。人们对市场的信念在一天天地衰退。

当经济与生计都面临威胁时，国家包括我们个人是否有想到。非常态总会过去，但一些人可能挨不过去。同样，法治也需要经历这样的历练来成长，而不是停滞不前。科学对病毒的了解越来越清晰，我们也需要法治及时地给社会注入信心，而不是让冲动的政策带给我们更多的焦虑。

四、

相信大家从身边都有见到过，在居住小区实行出入限制与登记工作不久后，松懈与走过场的现象就紧跟着出现了。身为业主，许多人义愤填膺，呼吁政府加强监管与惩处。一些地方结合地利之便，采取了类似堵门挖路的硬核手段，在法律与道理上都有不妥之处。我们想问的是，在政府力量无力触达的角落，我们除了赋予政府更大的资源调动力外，还有没有别的解困方法？

熟人社会里，有时候一位亲近之人的请托，就能做成政府力所不及的事情。在陌生人社会内，我们也有公众人物、热心市民，甚至一些幽默接地气的言行，都能够发挥同样的功能。这种功能让我们愿意为了与一个集体亲善、和睦，而放弃一些个人的利益。这便是礼治发挥作用的逻辑。国家依法施政，靠的是汲取社会的资源，而在公民没有让渡权力给政府的领域，靠的便是礼治。除此以外，在政府责任的边界上又往往有一些中间地带，可以让法治与礼治两种秩序并存。

在疫情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公民自发秩序的良好案例，一个个微信号、抖音号打通了信任传递的最后环节。可是在另一些情景里，比如前面提到的小区出入限制，又比如现在很多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微企业，我们并没有看到类似秩序的诞生，小区业主没有行动起来制定临时公约，房东与租户企业没有就调整租金达成普遍共识，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与法治的不到位有着内在的关联。政府推行严管控举措，但没有很细致到位地落实。政府出台财政补助政策，却没有给每个商家以稳定的预期。政府承诺的，总是大于实际做到的，这种工作上的不达标，因为模糊，使得每个公民对未来有着不同的预期，也因为模糊，会给人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认知，助长公民互相之间的不平等感与不信任感。总之，是使得他们难以采取步调一致的联合行动。最终，礼治缺位，公民在等待法治救济中备受煎熬。

过去，病毒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影响文明的进程。今天，时代进步了，优胜劣汰适用的对象不再是个人，而变成了制度。希望在不远的未来，那里的人们可以从他们的政体、法律、道德秩序当中考证出新冠疫情留下的痕迹，并向古人表达他们的敬意。

作者：郑中瑞（上海国评院）/沈唯杰（国评院特邀评估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