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科评估和各种大学排名榜日益盛行？

        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荣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技术以及制度设计的创新。也就是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的提升将主要依靠脑力竞争定胜负。而脑力的培育、聚集、作用的最重要平台是高等教育和尖端研究，这两者的结合点就在大学。于是不难理解，政府为什么要不断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其结果，最近十余年来高等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经费规模也越来越大。高额的投资当然也要求相应的回报，因而对高校进行成本计算、绩效检查以及问责的必要性也随之日益加强。这正是考核、评估、排名榜以及指标管理大行其道的原因或者社会背景。为此，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各地教育部门要把检查评估学校教育质量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任务”。教育部在2002年制订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确立新的考核指标体系。十年之后，教育部下达《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着手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指标体系。

        在中国的教育界，绝大多数资源的分配由政府一锤定音。为了使计划和预算方案更加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必然倾向于把各种任务指标和结果鉴定作为相关经费这块蛋糕切割给予的依据。既然大学的考核、评估是与资金投入的额度直接挂钩的，那么各高校就一定会积极迎合这样的考评。于是乎，行政主导下的教育发展也就有了方便的抓手。在这个意义上，考评倒是有利于提高管理绩效的。没有这样的数量化指标管理，就很难有如此迅速的大学扩张和跨越式进步。但反过来看，与预算分配挂钩的考评则会进一步推动大学的行政化，并不断扩张主管部门的权力。因为排名既是诱因，也是一种隐性权力，更是调整高教界行为趋势的指挥棒。

        显而易见，这里存在“高校对学术自由、教育特色的追求”与“有目的、有计划的政府重点投资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政府对大学干预太多、问责太强，最终将会损伤乃至扼杀大学的自主性和活力。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导入，整个社会也更加重视教育的投入、产出以及研究成果进行测定和比较，围绕威信、捐款以及学费的战术性竞争对于大学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在招生以及就业等方面，应试培训机构、信息产业、猎头公司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从大学院系、专业的评估和排序中找到大量商机，因而会非常积极地利用行政部门的权威数据库，并自主进行一些调查分析。实际上，正是政府与市场的联手作用把大学教师和研究者推进了一个“考核指标万能的时代”。

        毋庸讳言，研究和教育的功能本来很难定量化，也很难全面进行数值测定。在强调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特色的多元化时代脉络之中，对所有大学的价值按照统一的简单标准进行排序往往是无意义的，甚至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大学在本质上对社会声誉和信用度的依赖度很高，嫌恶良莠不齐、滥竽充数的状态，需要借助某种显性的尺度来分辨竞争的胜负方、区别不同档次、确保一定的品位。

        教育的性质决定了供给方与需求方的信息非对称，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的专业水平、授课的内容、毕业证书的含金量往往缺乏必要的、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填报入学志愿时特别需要可供参考的判断材料以防止教育欺诈。在这个意义上，排名榜也可以理解为防止“文凭厂商（diploma mill）”泛滥成灾的学位信用屏障。

        另外，在全球化时代，大学之间的竞争跨越国界、越演越烈，优胜劣汰的压力也迫使大学自身非常在意各种各样的评估和国际排名榜，需要通过某种可以观察、可以比较的位次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尤其在大学向上流动的意愿高昂之际，评估资料的有用性会更加凸显。而量化指标和考核数据（例如新生质量、生师比、研究生入学成绩、专职教师与博士学位取得者的比例、教师的素质和待遇、论文发表数、被引次数、科研项目数、课题经费数、获得奖项的次数等等）能让评估显得客观、公正，具有可比性和可沟通性。

        所以绝大多数大学、院系以及教师们对基于评估的序列化（包括各种国际性排名榜）多半持欲拒还迎的态度，考生家长和传媒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国信转载自公众号：微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