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

（上海国信社会服务评估院特聘特级评估师，教授，政治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 ）

        上海半年内多名厅官离职，浦东新区走了两个副区长新一波公务员下海潮来临？（http://news.dahe.cn/2015/07-30/105365763.html）

        7月27日，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多个消息源证实，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该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

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浦东新区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上海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其他区县，为副部级。

        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身居高位，年龄优势明显，其中卫明43岁、丁磊52岁、陈凯45岁。很多人据此分析，上海是否会在全国率先掀起公务员离职下海热潮？

        据悉，卫明是赴海外留学深造，丁磊和陈凯离职后将赴外企或民企任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此前都有企业从业经历。丁磊从1988年到2011年的23年间，均在汽车行业工作，历任上汽集团自主品牌项目商务副总经理、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汽集团副总裁等职务；陈凯历任上海东海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上海长江新成计算机系统集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3年8月，丁磊开始担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然而，担任副区长未满两年，他就辞去公职。有报道说，“特斯拉已向丁磊伸出橄榄枝”。

        评论：

        总体判断：是好现象，呈现如下特点

        （1）对于个体价值的承认与选择，一方面以自我认同为基础，不再以社会舆论与评价为圭臬，不再生活在他人的价值评判体系中，另一方面找到了发挥自己所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业的舞台。

        （2）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开始以成就与功绩取向取代身份和官本位价值取向。几千年来“官高一等”（“人上人”）下的“士农工商”等差格局开始朝“官商二元化”平等化格局转型，这是社会价值变迁中最值得肯定的现象。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一个良善的社会必然是鼓励人们将聪明才智更多地投向创造财富的市场性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为官发财，应当两道”的有序社会；一个追求繁荣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建构“官商二元化”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平等社会。

        （3）中共十八大后，官场大力禁止吃喝奢靡之风，各种隐形福利被取消，并大力肃贪，苍蝇老虎一起打，同时注重从责任制等视角加强制度建设，让依附在权力背后的众多特权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剥夺与控制，进而让如今当官不那么容易了，不那么舒服了，不那么威风任性了。

        （4）一个值得探讨的中国式权力监督之道：把政府的钱（财物）有效地控制起来后，当官就不那么有吸引力，只是一个职业而已，充其量是一个稳定但无法发财、还有点社会地位的职业而已。

        问题：

        （1）如何防止旋转门机制成为官商勾结的新桥梁与新土壤（利用人脉关系是其表征）：旋转门机制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的机制。可从私人部门转入政府部门，我国当前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部门很少，主要靠公开招考；亦可从政府部门到私人部门，如去企业去研究部门等等。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规范，就是一种旋转门条款，但实际执行缺乏有效约束。

        （2）如何解决现有公务员队伍士气不高或者说不作为的问题。好的制度无外乎两大功能：一是约束，告诉大家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如果做了或不做后又该怎么办；二是激励，鼓励大家做什么，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好处。现在的官场，确实存在本该约束的东西没有约束好，比如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一直没有做好，本该不鼓励的东西却变相鼓励，如官场的威风与享乐等特权现象，本该大力鼓励的东西却缺乏动力，比如奉献，比如担当，比如为人民服务。

        因此，在传统的“学有所教、老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这“五有”基础上，我一直主张再加“两有”，即“五有”+“一有【力有所用】”，最后落实到中国人都能“心有所安”之上，真正回到政通人和、河清海晏的大治大同局面。这个恐怕要在公务员的晋升体制上引进“赛马体制”、“组阁体制”以及“责任体制”。

        （3）如何营造一种良好的官场文化（政治文化）的问题。2012年底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来，官场享乐奢靡之风得到有效控制，但没有改变官场上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之人身依附关系，更可惜没有跟上两大活动：全民健身（官员健身）活动，全民读书活动。更重要的是，要把公务员只是作为一份职业来看待，形成多元平等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

        （国信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唐家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