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

（上海国信社会服务评估员特聘特级评估师，教授，政治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 ）

       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曾遭遇两波“官员下海潮”。第一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因与当时大力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市场化取向改革密切相关，甚至催生了一波“全民经商潮”；第二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号角催生了众多官员“下海淘金”的行动。从官员下海的规模、从事的新兴行业、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后来所取得的商业业绩来看，第二波“官员下海潮”无疑要远超第一波。但是，这两波“官员下海潮”并没有给官员队伍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带来多大的“鲶鱼效应”，反而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代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发生了逆转，即下海的官员纷纷“上岸潮”以及持续多年的“公务员报考热”。

       “官员下海潮”与“下海官员上岸潮”、“公务员报考热”的此消彼长，从深层次上既反映了人们的聪明才智是否被正确引导到创造社会财富的轨道上来，又折射了市场与社会的活力是否得到有机释放，平等的“官商二元化”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是否得到有效建构这一核心问题。

       一个良善的社会必然是鼓励人们将聪明才智更多地投向创造财富的市场性社会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三只手”的合力，三者不可偏废。其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社会福利分配和公民权利维护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社会这只“体现主体性力量的手”在自我组织、自主管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三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促进市场繁荣、增进公共福祉、创造社会和谐的秩序共同体。因此，一个良善、繁荣、和谐的国家，必然鼓励人们将聪明才智投向能极大创造社会财富、极大增强市场与社会发展活力、极大维护公民自由平等的市场性社会。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秦以降，“家天下”世袭王朝体系、“定于一尊”的强调等级制的儒家学说与农耕时代欠发达的经济形态、交通条件、信息技术的相互耦合与嵌套，尤其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长期压制商业竞争，阻碍技术创新，随意剥夺私有财产，导致整个社会匍匐在专制权力之下，社会分层呈现“士农工商”依次等而下之的基本格局，“做官”、“做大官”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根本社会价值取向。此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也。这种压制竞争、钳制思想、推崇官本位的社会，必然导致被竞争对手远远甩在时代的后面，其后果是难以逃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近代中国社会的悲惨命运见证了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

       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国家掌控着资源的基本调配权，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整体受制于一体化的国家权力，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难以释放，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更是受到挤压，自然难以谈得上创造出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和谐的社会。改革开放后，市场的力量重新被发现，并日益主导资源的配置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去发现创造财富的机会成为一种价值选择。做官开始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标准，人生价值取向也不再只是做官一条路，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价值多元化的迹象。与此同时，政府自身的改革进程以及相应的激励措施，助推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期当代中国的两波“官员下海潮”。

       但是，由于对政府权力缺乏根本性的制度化约束，政府随意侵入经济社会生活、官员任意干预资源配置权等现象，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一种扭曲的状态，甚至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的局面。扭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必然催生扭曲的政商关系。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为谋取个人私利行贿官员，其结果必然导致官商勾结盛行，整个社会价值观发生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一度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逐步淡化的官本位意识又重新得到强化，就连最具创新活力的青年学子群体也将进入公务员队伍作为人生的最大志向，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一种倒退，令人遗憾。（此文以《建构“官商二元化”评价体系》之名，刊发于2014年7月10日《社会科学报》）

       （国信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唐家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