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议 · 编者按

中国学术何以富有生命力

——从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说起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是说。随着全球化成为中国的有机构成，中国也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全面触碰全球情绪的紧张、焦虑与茫然，“书写和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系统与社会情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舶来品”社会学为例，当世界社会学知识中心开始发生转移，当中国社会学由启蒙时代经由国家化时代，步入学科重建与支派林立的丛林时代，契机与隐忧兼具。必须强调的是，在我们尚未做好充分的学术积淀和理论准备的同时，已然遭遇盲目的学术嫁接、浮夸的学术谋利、尴尬的学术失语、丑陋的学术争权诸态。必须追问的是，我们如何用中国知识更好地表达中国逻辑？如何用中国学术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如何用中国话语更好地对话世界秩序？如何用学术情怀更好地打造中国学派？为此，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学术月刊》社、《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他者经验（学派研究）”系列论坛第二场——中国社会学学派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论坛，特邀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中国学术何以富有生命力”这一主题，由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入手，共同来探讨这个时代基于现实情怀和学派承继的学术创新之可能。

大理论与大实践

迎面世界社会学知识中心的转移

郭强

同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题图 |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题记

世界社会学知识中心转移之可能

       社会理论中心的转移是一种知识运动的事实。社会理论在欧洲兴起同欧洲的率先发展是一致的，欧洲作为社会理论的中心不仅同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而且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关（德国思想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开启的社会学研究，成为这种社会理论的核心知识，我们也看到这个知识中心所发生的作用。马克思及其思想改变了整个世界，而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包括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帕累托、齐美尔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改变提供了思想资源。

       20世纪30年代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中心和知识中心也就转移到美国。“早在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世界第一。30年代末，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赶上欧洲先进国家。1931~1940年，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美国占26％以上，高于英国和法国，与德国相当；194l~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与此同时，诞生于欧洲的社会学，其研究和发展中心也随之转移美国。当代美国社会学，无论在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数量方面，还是在研究课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居世界首位。美国H.斯梅尔瑟和J.戴维斯在其《社会学》(1969)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社会学家对于探求社会学的科学性方面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然而，同样好景不长，“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同年，古尔德纳发表了《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响亮而清晰地宣告了帕森斯时代的结束”，美国社会学理论的中心地位也由此走向了衰落。默顿的去世（2003年2月23日）在某种意义上彻底终结了美国社会学的中心地位。“过去美国社会学占据了世界社会学的主导地位，但是现在再也没有那种情况了。尤其是就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而言，重心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特别是转向了欧洲。现在主要的社会学思想家不是来自美国，比如说皮埃尔·布迪厄、卢曼或者乌里希·贝克等。”但是当布迪厄、鲍德利亚、爱利亚斯、卢曼、鲍曼等相继去世，而存活的社会学理论大家逐步步入老年，欧洲社会学也随着其社会的脱落而进入暮年。世界社会学知识欧洲中心的转移已经不是迹象而是一种趋势。

       社会学知识中心进而社会理论的知识中心将转移到何处？尽管在后现代主义、知识社会等问题的分析上，似乎美国社会学家仍在引导着潮流。但是美国的资本属性导致的美国衰落，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预示知识中心不可能再转移到美国，思想和历史本身决不会重演这样一种景象“欧洲←→美国”。今天，美国的衰落已经不是华勒斯坦所做的理论分析，而将变成一种实在。

       我认为在此背景下，这个社会理论中心转移到中国是可能的,至少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社会学知识中心之一。因为，世界社会学理论进而社会理论中心从一个地方转移向另一个地方，至少要具备这些条件：

       现中心所在社会衰败所引起的社会学理论式微；将要成为中心的地域，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复兴；知识回应与理论引导社会大转型成为社会需求和社会共识，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的社会场域在社会巨变中形成；崭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形成，从而知识回应与理论指导社会大变迁成为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其具体表现为：研究社会重大变迁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社会的社会学成果越来越多（科学史家的研究表明，如果某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占同期世界总数的25%以上，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为“世界科学中心”），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的引导作用越来越大，等等。

照此，中国面临成为世界社会学知识中心或社会理论中心的重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当下也面临着重大壁垒：一方面，量变引发不了质变或者说与质变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巨变的社会依然封闭着，并没有向众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社会学家开放；此外，毫不例外地被卷入这场巨变的社会中的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还没有回过神来加以准备。

       大转折的时代呼唤社会学大理论

       社会学大理论可以看作是回应与引导新社会（既非现代社会理论，亦非后现代社会理论）发展与变迁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即这种知识体系既为新社会筑基，也为个人化扎根；既包括宏大的元理论，也包括微观的小知识。这样的大理论对应于大实践。

       大理论是研究大问题的社会学学说。而大问题一定需要大叙事。大转型造就大时代，大时代需要大理论。中国18世纪的思想大师袁枚曾经说过：“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所谓“大者”，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这里的问题不是小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问题，而是由时代串起的、由发展堆积起来的大问题。“如果社会学还不关注它的大问题，那么，社会学的确会变得越来越沉闷，而且很可能瓦解。”没有针对大问题所形成的大叙事，社会学理论在整体上就将走向终结。

       十亿人以上的行动者同向而为，时空压缩式的巨大发展，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这就是中国的大实践。大实践包括了社会大转型、社会大变迁和社会大发展所内涵的全部行动。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春节返乡民工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无方向感的集体行动，实践需要理论；同样，没有生动实践的理论是虚假的也是无用的。大实践需要大理论。

      社会学的大理论源自于社会的大实践，社会学的大理论也对应于社会生活的大实践。我们知道，知识的大转折是同社会的大转折密切关联的。帕森斯时代需要大理论，我们现在所处的大转型的时代，更加需要大理论。帕森斯时代的变迁在美国还只是单线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敲响了新时代的钟声。中国大实践则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同样，中国大理论也必须扎根中国的大实践，回应时代发展的重大关切，引导社会变革的复杂实践。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仅是单线型的大转型，而且是复合化的大转型：我们既具有传统社会转型的全部特征，也具有发达国家转型的所有特征；我们既有本国特色的转型，也有新世界体系到来的全球转型。这一切都叠加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过程中。

       距离社会最近的社会学抑或社会理论，必须担当回应与引导中国大实践推进的时代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历史重任。为此，创设扎根中国大实践的社会学重大理论，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创立符合中国习惯的社会学话语体系，迎接世界社会学知识中心的转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时代要求。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也是一种知识行动。在这种理论与实践对接的知识行动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不是实践与理论的对接而是实践与理论的脱节，理论被实践远远地抛在了后端。学术话语的贫乏、实践对理论的不屑、理论的甘愿沉沦等，是社会学承担回应与引导中国大实践的问题所在。克服这些问题，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大实践与社会学大理论的对接，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以深入调查研究等为社会学原则，坚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学情怀，坚守社会学的实践本性，探索社会学学术实践的路径和方式。

扎根中国大实践的话语体系构建之要义

      建立扎根中国大实践、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其构建需要着力于以下几点：

       第一，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话语体系与西方学术规范下话语表达的关系，即通过借鉴或运用西方学术规范的话语体系，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第二，在学术实践中形成或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能总是用西学概念话语来表达中国实践、思考中国问题。思维方式决定着话语的表达方式。

       第三，重视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传统资源，从学术传统中获取养分。中国学术传统为我们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提供了非常好的概念、框架和语言。

       第四，从实践中提取带有中国当下实践特色的、能够回应中国问题的新概念、新表达方式。中国大实践中鲜活的生动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尤其是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非常多的资源。

       第五，专业期刊要肩负起引导而不是误导建构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任。目前专业学术期刊对社会学学术论文的质量评价方式要改变，唯西学话语规范、唯高被引率等思路和做法，不是评价扎根中国实践的社会学学术成果质量与创新的根本性指标。

       作为历史的当事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和希望的时代。我们不能不把“回顾历史、检审当下、走向未来”作为我们的生存方式，时代的坐标也就规定了我们生存的象限。此时此刻，知识不是确切的明知的，而是内涵于生命之中的那种刻骨的感受和行动的激情。在这种激情的冲动中学习、体察、畅想和写作，这就是书写时代的学术实践，也是我们充盈时代情怀的扎根行动。

（转自 《探索与争鸣》官方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