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一丁）
 

        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西方国家政治性的第三方评估通过研究机构、媒体机构、高校大学等等成为颠覆苏联政权的重要途径。评估结果往往伴随着“民主”“人权”“法制”等核心概念。凭借对这些话语的解释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
        199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把这一战略思想表露无遗：“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美国必须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这个进程。”担任美国总统后，克林顿进一步公开宣称：“美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破坏中国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都无法阻止它，正如柏林墙最终还是倒塌了一样。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冷战结束20多年的后的今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也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针对政治发展的不同层面开展进一步的评估与测量的做法在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重要趋势。以“民主”“法治”“人权”等概念为核心的政治评估不仅涉及对一国或地区政治发展成果、绩效的认识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上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强弱问题。201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人看美国”课题组在全国八个城市就美国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一般了解”，有3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现实表明，我国大多数民众和广大党员干部对美国自然情况及中美近代以来历史关系的脉络基本熟悉。但相对而言，各级政府和社会研究机构对美国的深度研究却均未形成规模。长期跟踪研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只有少数专业职能部门，且研究内容和范围也相对有限。同时，一些所谓学者精英又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的新特点，以深度了解美国的面目出现，或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或对美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合理性、先进性、甚至正义性解读。
         2010年，国防大学专门为此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与评估，也显示了我们对西方政治本质、对外政策的逻辑基础、对华战略的基本走势和策略伎俩特别是对我实施“隐形攻击”的手段及威胁，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差距。于是这样或那样类似的政治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公众的认知。第三方评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控制和把持下进而沦为干涉他国内政以及误导国内外民众的一种政治工具。毕京京指出：“由于缺乏主动作为的认识和能力，当前一些领域和机构思想混乱、立场混乱、组织混乱的现象确实存在。在一些社会舆论和业务工作中，西方的观念、理论和立场正在潜移默化地产生严重的影响，并逐渐掌控了话语权。这是我们急需认真研究和切实加以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福特基金会”、《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国家民主基金”“世界正义工程”“自由之家”等等西方社会组织用自己第三方的身份打着促进“民主”、“自由”的招牌开展所谓的科学专业的“第三方评估“。以美国非营利性机构“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为例，在2014年的全球法治指数报告中，99个国家中显示丹麦和挪威以0.88分（满分1分）并列第一，委内瑞拉以0.31分位居最后，中国以0.45分居于第76位，中国香港则以0.76分的成绩、与爱沙尼亚、比利时并列第15位，是全球法治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据6月2日发布的“2015年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2015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中国法治指数为0.48，低于全球平均值，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名第71位。而对于刚经历过不久的非法“占中运动”给其香港市民成生活混乱，经济损失的中国香港，其地区法治指数居然为0.76，在全球排名第17位，高于排名第19位的美国。“自由之家”则更为露骨的显示了其政治意图，中国在15个选定国家中以17分位列最后一名，远低于乌克兰的62分和泰国的32分。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推翻后的伊拉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得分为24，同样经历过政权更迭的埃及的得分为26，也均高于中国的得分水平。乌兹别克斯坦在与美国两国签署《乌美战略伙伴和合作宣言》前后被美国各大媒体与研究机构等评价为民主国家。而2005年安延集暴恐事件发生并被快速乌方处理以后。其民主化程度排名一落千丈。事实充分说明了西方国家的“第三方评估”目的是最终实现其的地缘政治利益和远期的战略意图。
        这几年西方式的“第三方评估”延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2015年9月某19日援引英媒报道，国际知名投行瑞银9月17日发布了全球价格与收入报告，对全球71个城市的物价、工资以及受薪人士的购买力进行了调查研究。该评估报告对包含122种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化篮子的价格进行比较。该报告指出：在71个受调查评估的国家城市中，上海的物价高于德国柏林和西班牙巴塞罗那，而北京和上海的物价均高于西班牙马德里。香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亚洲城市中工资最高，上海和北京的排名相对靠后，分别排名倒数第十七位和倒数第十位，与一些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共同垫底。换言之，中国工资很低，物价却很高。但122项指标遴选囊括是非正常比较，而是以西方标准设立产品及服务。而众所周知，我国农副产品的价格是保持在世界上最低水平。老百姓想吃点什么都吃吃的起，想穿点什么也都穿的上。如果有一些专业的社会学调查评估知识，更能看出该评估中的指标遴选存在着重大问题，评估报告是漏洞百出，评估标准模糊不清。该报告指标遴选中基础性产品与服务涵盖最少，增值性产品与服务涵盖的指标却比比皆是。这一报告严重扭曲了中国购买力与生活水平的现实情况。更在某些错误解读下，变成了“北京上海工资全球垫底，物价却正赶超欧洲”。该报告出炉后，看到社会舆论指向中国政府无法调控物价，进一步催生对所谓欧美国家美丽生活的向往。同样以上的众多评估结果也被众多专家学者、媒体公知引用，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相反，根据另一2014另一国际性（多国国家参与）的投行显示的数据，中国2014年平价购买力（PPP）已经超越美国。由此可见“第三方评估”这类暗含政治评价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反应“所谓”被美化了的“优越的西方生活方式与水平”，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更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西方“第三方评估”不仅在成果上视而不见、在概念上偷梁换柱。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竭尽之能或含沙射影的抹黑中国政府。我们如今可以明确的看到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估、评价的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精心炮制的评估结果多由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发布。这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借助打着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的幌子，或直接利用“民主、自由、人权”或侧面从经济文化生活、社会服务福利等截取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和体制上“高尚”和政治上的“优越”，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我呼吁大力培养并建设一批具有专业性，科学性的开展“第三方评估”的社会组织从而建立起真正科学、专业、全面、客观的评估标准。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增强国家公信力。 

（此报告已于2015年10月17日“第一届中国第三方评估论坛”上发表）